中国学府不产大师，因为没有哲学
中国学府不产大师，因为没有哲学 黎 鸣
钱学森先生在世时曾提出过一个催人思考的问题：中国学府为什么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我的理解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国学府培养不出自己的大师；第二，即使有大师，那也是西方学府帮助中国人培养出来的。中国近代的学术历史，确实能够证明这一点。在中国的高等学府之中，凡是享有大师之名的教授、学者，几乎全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很少，或甚至根本就没有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师”。有吗？谁？在自然科学界，根本就是如此，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也同样如是，而且还更具有愈益倒退的迹象。所以，即使可能有文学、历史、人文领域挂名“大师”招牌的人物，然而他们的水准，乃至他们的学术取向，也都是很难值得去张扬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值得后来者去继承。中国的挂名大师，终归没有谁能真正创立出一套可流传后世的概念（范畴、逻辑）体系，甚或自身都难以“站立”下去。要么就像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永远只过过“嘴瘾”，却全都只能用来骗人；要么就只能呈现出一盘散沙的荒漠状态，其中带头的个人虽可能在史上留名，然而却并没有留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所谓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或更索性所有的儒学家，几乎全都是如此。至于自然科学领域，则更只有空无。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思考以及今天的结论，我自认为应更具有根本性。中国人何止近代如此，事实上，从远古以来，中国人的学术领域，就已经非常匮乏真实成就。严格地讲，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除了在一般技术领域还能有所成就之外，而在凡是需要抽象思维的科学、学术、乃至有关的技术、艺术领域，却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可以说，直到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根本就不曾建立起来过能够称作是自己真正“学术”的体系，或许，中医中药学可能除外。在人类世界真正学术的历史中，中国人确实就是如此，以至到了近代，说得难听一点，几乎就只能仰人鼻息。正是因此我认为，我所提出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其实应比钱学森先生的问题，更根本，更深远，更切入中国问题的历史本质。也正是因此，我今天文章所提供的答案，也同样应更准确、更本质，更关键。
我的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尽管历史悠久，但除了老子之外，却并没有提供多少真正追求哲学、追求爱智慧的实质性成就，这从中国人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尤其在今天国际社会中所具有的“话语权”之少，即可以明显地看到。什么是话语权？我认为最根本的，即在世界上流行的最基本的语汇、概念、名词、动词等等，究竟是来自哪里？还根本不必谈到什么关于这个那个具体支配性、决定性的权力之类的话题。一个连自己常用的语汇、概念、名词、动词等等最基本的话语，都是别人的东西，将怎么可能谈得到自己的什么话语权呢？还有另一个更明显的问题标志，即世界上留学生的走向。今天国际上的留学生，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留向西方，尤其留向美国。这其实很容易理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中国学府为什么不产大师？中国人为什么长期以来显得愚蠢？在我看来，最准确的答案，即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哲学，说白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即严重匮乏追求“爱智慧”的正确导向。什么叫做“爱智慧”？答案很简单：即“爱真善美”。中国人自古以来“爱真善美”吗？具体地讲，确实就是不爱，中国人爱什么？答案非常清楚：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全都跟着孔丘及其儒家“爱亲尊长”。这里的“道理”很清楚：“爱真善美”即“爱智慧”，即有哲学，即能够产生自己各学术领域的“大师”；不“爱真善美”，即不“爱智慧”，即没有哲学，即不能产生自己各学术领域的“大师”。这就是今天文章最重要的话题。
说得绝对一点，在中国被“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孔儒”，或所谓的“儒学”，根本就没有半点资格被称作“哲学”，即使拥有成万上亿的中国儒家文人们削尖了脑袋，也绝对地不可能钻进“哲学”的大门。在关于哲学的问题上，确实就是这么“绝对”。关于哲学的问题，中国儒家文人，包括所有新儒家的文人们的所有的忽悠，全都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没有最基本的逻辑抽象，就根本不可能会有任何哲学。在中国古代，除了老子，或许墨子也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而实际上所有的儒家文人全都没有半点逻辑可言。没有逻辑，就没有系统，没有系统，就不可能会有任何概念—判断—推理的结构、程序、功能，没有这一切，怎么可能会有哲学可言呢？又怎么可能会有中国人自己的哲学家呢？中国两千多年来，除了老子，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哲学家，今天的中国有哲学家吗？仍旧没有。
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人，全都跟着孔丘及其儒家在“堆沙子”，整整堆了两千多年，这是一片片永远都不可能高起来的沙漠荒丘啊。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从孔丘开始，中国人思维的起点和终极目标全都错了。错在哪里？错在中国人思维的起点是孔丘的《周礼》、《礼乐》的“礼制”的规定性，中国人思维的终极目标也仍然是《周礼》、《礼乐》永远不变的“礼制”的规定性。用孔丘的话来说，他的全部努力，都在为了挽救周代末期的“礼崩乐坏”，为了“礼归乐清”而完全回归“礼制”，尽管他胡编乱造了不少骗人的概念，诸如仁、义、智、信之类，然而却全都只能用维护“礼制”的语言去进行解释，完全没有任何抽象，也根本不需要抽象，例如“克己复礼”为“仁”，“礼之宜”为“义”等等。
这样一来，说白了，中国人全都在跟着孔丘围绕“礼制”转圈圈，这哪里是人类的思维？这是在彻底毁灭中国人的思维。这与我前面讲到的，孔儒惟一只“爱亲尊长”而根本不“爱真善美”，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孔丘及其儒家不“爱真善美”，只“爱亲尊长”，所以孔儒就只讲“礼”，而根本就不讲“理”，在老子是讲“道”，偏偏孔丘把老子的“道法自然”之“道”篡改成为了“人治治人”的“正（政）道”。孔丘及其儒家根本就“无道”、“无理”可讲，他们怎么可能会有人类“爱真善美”的完全“讲理”的“哲学”呢？
一个不“爱真善美”而根本就不追求“爱智慧”哲学的民族，将怎么可能产生得了学术领域的“大师”呢？除了永远产生“人治治人”的帝王将相之外，全部中国历史，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科学、技术、艺术领域所谓“大师”出现的半点可能。最多能有大量矮子之中的少量专门技术的高手而已，而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人类世界学术意义上的“大师”。说得绝对一点，考察全部中国历史，除了老子，没有其他任何人有资格称作哲学家。
近代中国在学习西方哲学方面虽然有了不少进步，但是却从苏俄引进了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这实际上相当荒唐。严格地讲，马克思是一位一流的社会学家、二流的经济学家、三流的政治学家、四流或末流的哲学家，中国人却竟然反过来运用其末流的哲学和政治学来武装中国人自己，这确实是非常欠考虑的事情；非常遗憾的是，作为一流社会学家的马克思的真价值却未能在中国起到作用。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应是指其伟大社会学家的思想旗帜，而不应是指其哲学的、政治学的思想旗帜。希望亲们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我很遗憾，中国古代孔儒的思维错误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严重地耽误了中国人智慧发展整整漫长的两千多年，到了今天却还有大量的中国文人仍旧在为孔丘喊冤，甚至仍旧在把孔丘看作中国伟大的圣人，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如此愚蠢的中国人，真是只有“死去”一途可以预言了，将怎么还可能会有产生任何“大师”的希望可言呢？
始终坚持“尊孔贵儒”、“独尊儒术”，完全只“爱亲尊长”，而根本拒绝“爱真善美”、“爱智慧”的“哲学”追求的中国人，将怎么会有产生自己学术“大师”的可能呢？更真实的情形是，没有自身哲学产生的中国人将永远都只能愚昧地存在于人类的世界之中。
必须指出，尽管中国人全都跟随孔儒只“爱亲尊长”，而根本就拒绝“爱真善美”、“爱智慧”哲学的任何真实的追求，但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实际上却早就产生过一位高度专注于“爱真善美”、“爱智慧”的伟大哲学的追求者、创造者，而且更非常奇葩的是，他的哲学创造成就之高，甚至在今天还仍旧处于世界之最，他的全息逻辑的伟大价值，即使今天的西方人也仍然难以望其项背。这个人就是老子，他伟大的著作即《道德经》。他创立的道论、宝论、德论，至今仍是真论、善论、美论的世界最高典范，尤其他全面、彻底、深刻地系统化构造的关于真、善、美的全息逻辑的“魔方”理论，将对于人类未来全方位哲学、科学学术的进步发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我的预言，亲们不妨拭目以待。（201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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